勇于面对病魔来袭：一位九旬母亲的就医抉择与生命态度

2026年春节前后，母亲因支气管哮喘两次严重发作，先后出现胸闷气短、心跳加快、呼吸困难等症状。春节前那次，妹妹曾建议她住院治疗，但母亲考虑到我远在上海、弟弟刚做完肝囊肿手术在家调养、妹妹独自照料压力太大，便婉言谢绝，只开了些药回家服用。她懂一点中医知识，平日注意保暖、按时服药，意志坚强，加上妹妹夫妇细致照顾，以及她乐观积极的心态和对文学、音乐的广泛爱好，生活规律，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

2月27日，母亲再次哮喘发作，情况更为危急。妹妹陪同她到新建区人民医院急救，医生检查后建议立即转往江西省人民医院，并派出120急救车。妹妹一路跟随，抵达后经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要求住院治疗。妹妹办妥住院手续后，才给住在红谷滩的我打来电话。

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吃午饭，放下碗筷便赶往地铁2号线阳明公园站，步行约十分钟后找到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北楼心脑血管科22层38号床。母亲躺在床上，面容憔悴，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千言万语堵在心头。随后我和妹妹来到医生办公室，与主治大夫杨医生商讨治疗方案。杨医生表示，母亲不太配合治疗，是一位有思想、有主见的病人，很难应对，希望子女能劝她配合。鉴于母亲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等症状，医生建议立即转入24小时监控的23床。护士随即用轮椅将母亲推出病房，妹妹搀扶她躺在走廊等候的活动病床上，送入新病房。

转入新病房后，护士按主治医生要求，立即为母亲做24小时心跳和血压跟踪测试。一个多小时后并未发现明显异常，母亲便询问能否改为每日两到三次间断式测试。遭到否定后，她显得有些不耐烦，以内急上厕所为由强行拔掉了插头。杨医生为此感到为难，把我们兄妹叫去，让我们在一份医疗免责书上签字。

我深知，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并非无理抵制治疗，而是对自己的病情知根知底。她认为这次发作严重，可能与过年期间客人往来多、情绪波动大、身体劳累没休息好，加上天气阴冷受凉有关。过去十年间，她因哮喘先后在江西省肺科医院、新建区中医院看过门诊和住院。外公、舅舅都是老中医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她也多少懂得一些相关知识和应对办法。当医生动员她做一系列检查，并要求吸氧、插管、上呼吸机时，都被她婉言谢绝。她认为自己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那一步。

母亲每天喜好读书看报，对医疗领域因过度治疗引发的事件和案例并不陌生。她认为，支气管这类慢性病不能指望靠应急手段短期见效，许多症状其实是“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”，并不需要过度干预；相反，不必要的治疗可能带来更多副作用，甚至影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。更何况她已年近九旬。母亲常对我们说，对生死她并不过于在乎，关键是珍惜过好当下的每一天，随遇而安，自由、乐观、积极是她向往的养老方式。正是基于这种自信，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边。

为了合理安排陪护，我与妹妹商量轮流值守。妹妹让我白天留下陪母亲，她晚上过来陪床，第二天午饭后我再接班。妹妹走后，母亲说早上没吃饭，现在有点饿，让我下去买碗面。我在医院膳食食堂给她买了一碗肉丁青菜面，母亲吃着面汤，面带笑容，轻松地与我聊起家常。刚才那种短暂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，我从心里佩服母亲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。

下午随着吃药、输液等一系列治疗检查和体温测试，母亲按往常习惯小睡了一会儿。我问她感觉怎样，她说一切正常。于是我们母子又天南海北地聊起来。她告诉我：“今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舒畅愉快。一是孙子（我儿子）一家四口特意从上海开车回家过年，年三十中午、晚上分别在奶奶及岳父母家吃团圆饭，让她老人家喜出望外。另外就是大年初五，耄耋之年的妹妹夫妇两人携着从英国回家过年的孙女来给她拜年，让她感到家族兴旺的高兴和喜悦。”

聊着聊着，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5点半。正是这段陪母亲住院的时光，让我这个一向沉默寡言、不太愿意讲话的人，滔滔不绝、推心置腹地与母亲交流谈心数小时，这恐怕就是亲情的力量。母亲留我吃晚饭，我说中午在家做了中午和晚上两顿饭菜。我提出为她买一碗米饭，她说不需要，按习惯，她晚餐多半吃得清淡且少，于是将中午剩下的面汤让我在微波炉加热，配上我带给她的面包作为晚餐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母亲催我赶紧回家，说妹妹马上会到。

28号午饭过后，我按计划来到医院，替换妹妹回家休息。母亲告诉我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与你妹妹两个人挤在一张病床上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燥热难耐。病房里个别家属很晚还在聊天讲话，声音嘈杂，干扰很大，整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，以至于一早起来就头昏脑胀，你妹妹也同样不能安眠入睡。”

“是呀！这就是病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住院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时间一长，没病的人也会熬出病来。”我感慨地说。随后母亲话锋一转，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上午各项检查后发现，炎症消退，血压、心跳、体温基本恢复正常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也十分高兴。这时主治大夫杨医生走过来对我们说，他提议让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，如果我们同意，他马上联系床位，对母亲的支气管哮喘做全面检查治疗。我们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建议和帮助。下午一点半，我被告知床位已经落实，在17楼呼吸重症监护科32床。我用轮椅推着母亲，并与护士联系，乘医用电梯下到17楼，来到靠西边的新病房。

走进9号病房最里面靠窗口的32床，护士刚换上新床单，这张床的病人才出院。我搀扶母亲坐下，让她躺着休息。母亲正准备上床，护士进来告诉我，让我用轮椅推母亲到18楼找袁医生做呼吸功能检查。病房里一位好心的病人家属提醒我，可以推母亲走旁边的消防电梯上去。然而等我推母亲来到18楼检查室时，却被告知袁医生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让我们两点钟以后再过来。我又不得不推母亲下到17楼，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几趟，才给母亲做了呼吸系统检查。

回到病房，安顿母亲睡下，我也坐下来，看见另外两张床上分别躺着两位80多岁的老头。中间那张床上满头白发的病人呈昏睡状态，鼻孔、嘴巴分别插入呼吸机和氧气罐，手上针管正在输液，其惨状让人不忍直视。旁边一位中年妇女，大概是他的女儿，正在给父亲手背做轻度按摩。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外孙子正在看手机。母亲后来跟我说，这两个老头都比自己年龄小几岁。相比之下，母亲精神矍铄、声音洪亮，如果不发病，根本看不出她也是一位危重病人。

母亲由于头天晚上没睡好，现在这个病房比之前那个安静得多，所以她睡得特别香甜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我不禁感慨：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，想着自己也是一位古稀老人，将来也会有像他们这样病倒的时刻。现在我的目标是尽量让这个病倒的时间晚一点，得病症状不那么痛苦。想到这里，我就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让医生做特别治疗。

如今我之所以每天坚持走一万步，每天坚持阅读写作，每天在家做家务，哪怕是一个人，也自己动手做饭炒菜，绝不亏待自己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吃外卖，是因为当我置身于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环境中，看到危重病人命悬一线、苦苦挣扎时，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现在的生活道路走对了，以后将继续走下去。

下午5点半左右，母亲让我去买饭。我到楼下小吃店买了两个盒饭，与母亲吃完后，她对我说，按原先计划，在医院观察治疗3天，如没有特殊情况，想明天就出院。母亲嘱咐我明天上午早一点过来，争取尽快办好出院手续，说完又一次催我赶快回去休息，并告诉我已让妹妹晚上不用来医院陪床，不会有事，让我放心。

3月1日一早，我就赶到医院，在门口给母亲带了早餐。饭后母亲让我去找主治大夫付医生，并告诉我，头一天晚上她与付大夫通过电话，陈述了自己想出院的理由。考虑到自己目前心跳、血压、体温、炎症均已逐步改善，呼吸哮喘也没有发作，支气管炎可以回家吃药调养，付医生答应今天为母亲办出院手续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付大夫领着几位医生护士巡诊查房。他看见我在，赶紧向我说明母亲病情，说母亲的病症不是哮喘，而是慢阻肺，言下之意是需要继续住院检查治疗。付医生不等我继续交涉，就急于离开病房。我几次跟随，在各个病房门口等待，他以还有很多病人等待查房为由，让我继续等待。我回到病房后告知母亲，她马上找出纸和笔，写了一张字条，内容是：感谢付大夫的精心治疗，鉴于自己各方面检查均有改善，恳请付大夫出具一份出院通知书。陈华 2026年3月1日。我揣着母亲的亲笔字条，再次去找付大夫，看见他川流不息地在各病房与病人及家属沟通、反馈、交流。我不便打扰，站在远处等待，然而眨眼的功夫再看他，已经不见人影。

好在另一个办公室的医生见我着急，提议让我打电话给付大夫联系，并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请求他给母亲开一份出院批准书，他让我到办公室找他。来到办公室，我呈上母亲的字条，他马上在电脑里输出一份母亲的病历及检查治疗报告给我，让我到一楼慢性病窗口办理出院手续。我赶紧下到一楼，在办理出院窗口排队。好不容易轮到我，工作人员告知，电脑上找不到相关电子资料，让我赶紧通知护士把资料上传过来。我无奈地退出窗口，想到又要上17楼，就有一种惊怵的感觉，因为上下电梯人员特别拥挤，每一次等电梯都要很长时间才能挤进去。

于是我掏出手机，打付大夫的电话。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，让我找护士帮助把资料传过去。拨通护士的电话，她的回答是现在正忙，让我耐心等待。我不得不感叹：办一个简单的出院手续，会遇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。这样来来回回折腾，没病也会累出毛病。自己已过七十，身体还算可以，要不早就累趴下了。但冷静一想，这么大的医院，医生病人太多，大家都有难处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这样我也就释怀了。